易先保自己，面对一只具体箱，反而能想起楼梯太窄、雨天搬过、打孔机坏过这样的细节。
复印铺老板便是从打孔机想起试裁页。另一名快递员记得两箱底稿外面贴错一次标签，又在评估机构门口换回。标签错过不等于箱被换，却把未受控时间从“完全不知”缩到二十七分钟。门卫出入簿显示当时两箱一直在车上，司机未离开；风险存在，不能凭二十七分钟再造一个偷纸者。
银行尽调组保留的一份身份页则按制度销毁，有两名员工签批、碎纸服务称重和发票。称重不能证明某一页进入刀口，但比一句“应该销毁了”多三层。外部律师工作底稿仍在封存，访问记录没有陈克南，也不在合原接收链。
七套路径核完，最可能来源只剩评估机构外库那两箱。不是因为其他路径绝对无可能，而是那两箱既有同样裁切样式，又在二〇〇八年进入合原委托客户的资料链，陈克南还留下真实借阅。调查没有把四十七人逐个洗成无辜，只把证据权重写出来。
“要不要通知所有四十七人结果？”阿木问。
周萍说只通知被正式询问和资料仍受影响的人。不能为了证明公司查得认真，把四十七个名字发给四十七人，让他们互相猜。内部范围报告用岗位与编号，具体姓名只在访问控制页。
这轮核验花了六万余元：外部会计、档案查阅、快递、纸张检测和人员误工。没有一分钱叫“抓白立奖金”。钱从历史核验预算出，不从员工工资保护和青川酒店第二百万出。名气越大，查一张脸为什么出去也越贵；这同样是外界看不见的富有标配——不是能随便让人闭嘴，而是愿意为一条没有立刻回报的保管链付账。
二〇〇七年那次评估，为了核我在五十多项关系中的签署资格，外部审计、银行尽调和两家项目顾问都有过授权查看。委托书允许在工作底稿中保留必要复印件，期限写项目结束后按各自制度归还或销毁，却没有要求每一张工作副本都编号。那时大家只怕材料不够完整，没人想到一页真实证件会在两年后与阮文山旧签收拼到一起。
一月五日，第十六项继任核验在中立会计事务所举行。
我提前二十分钟到。赵坤早到了，坐在窗边看合原资产顾问公司送来的议程。那家公司就是第十七项原件和完整副账的现保管方。去年十一月，它不肯让我们看正文，只在交接目录上露出编号。今天它第一次同意把文件带到同一处，条件仍是隔台核验、不转保管。
“你猜他们先拿哪张？”赵坤问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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