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手指间，没有撕开。
这是我第一次看清那个在阮文山死后递出“贺青川”证件的人。
他三十五岁上下，脸窄，左眼下有一粒很淡的痣，穿着与河内街上许多办事人员没有区别。若不是白敏记得站姿，盛勇在一群人里未必能认。一个人能借我的名字，不需要长得像我，也不需要在脸上写出恶意。他只需要知道柜台会核什么。
我走到离他两步远的位置，没有堵门。
“八月你用过我的证件。”我对男人说。
男人看了一眼门外，回答我：“今天没有。”
他说普通话很稳，与租车司机记得的一样。铺里复印机仍在转，另外三名客人抬头看我们。黎真把东衡会面请求放在柜台上，说明我们只要求核委托来源与使用姓名，不要求他交出第四格信件。
男人没有拿会面纸。他说东衡的任务已经结束，负责人该给的答复也给了。八月第一次去办事点，他只负责核材料是否存在；第二次有人让他复查退货，没有接管仓库，也没有从铁柜拿原件。
“谁让你去？”黎真问男人。
男人没有回答黎真。他把浅黄信封翻到背面，确认封口无损，又对铺主说租格合同到十月底不续。铺主让他填终止卡，他照填，押金按合同月底退，不因我们在场改变。
我问男人蓝皮证件从哪里来。
“有人给的材料。”男人回答我，“你若所有旧证件都只在自己柜里，就不该到这里问我。”
这句话可以理解成挑衅，也可以只是把责任推回青川。八月清查已经证明，旧证件、授权复印件与工作牌确实经过许多人。男人没有承认制作，也没有否认使用。他只说自己收到一套工作材料，现场登记怎样解释，由委托方负责。
“写我名字的时候，是你落的笔。”我对男人说。
男人看着我，过了几秒才说：“一个名字能在系统里用四年，不是我两次落笔才有的。”
铺子里一时只剩机器走纸声。
他说中了最难听的一部分。若我只把他当偷名字的人，便能让过去十二年的便利显得与我无关。阮文山一次次用我的姓名完成退货、登记和签收，最初都有授权，也给公司解决过真实问题。我们在事情办成后没有及时更正，让外部系统、供应商与旧文件继续把一张脸和一个名字分开。灰帽人不是创造这条路的人，只是沿着它走得更远。
这不表示他没有责任。
我告诉男人，青川会对八月两次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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