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人；澜城的人作授权、催进度、借旧章，事情出后又说河内远、现场看不清。阮文山死了，灰帽人仍能拿旧笔画进门。她不愿守一只永远由外地人制造例外的柜子。
我没有用加工资留她。先问她若继续，需要什么。
梁佩提出三项：办事点现场经理与总部负责人分开，任何人不得再凭我的私人证件进入；身份账查阅每次有第二名本地员工见证，不能只把白敏当周末开门的人；发现来源冲突时，她有权暂停青川自己的文件流转四十八小时，工资与岗位不因暂停受影响。她还要求公司为按制度拒绝办理的人承担必要的法律与差旅，不让员工用个人积蓄证明自己没偷。
这些条件会让办事点更慢，也会让我的名片更不管用。我全部让黎真写进临时补充协议，正式合同回澜城由合股公司审。梁佩没有因此承诺永远留下，只答应在十七份文件核完以前继续履职。信任不是她听见我说负责便立刻恢复，是她先把退出的门留在合同里。
下午五点四十分，所有借出的记录回到吴程办公室。黎真与他的会计对页码，少了一张电子秤校准副本，最后在照相机说明袋里找到。我们没有因为只是校准纸便算了，让双方在借阅表上把误放位置写清。
十七点五十九分，吴程在许可末页签“到期”。仓门右侧仍开着一辆叉车的宽度，青川查验区的黄线却被收起。我们带走的是经见证的复印件、临时文员证言副本和旧打印机移交单，没有带走任何其他客户记录。
吴程把蓝线平面图收回，告诉我：“明天你查自己的办公室，我不拦。要再开我的半扇门，拿今天找到的东西来敲。”
他说完去看夜班装货，没有请我上楼喝茶。
梁佩把旧打印机推入十二平方米办事点。房间仍是两张桌、一只铁柜和一部传真机，只是门后的钥匙登记牌换过几次。三把不同颜色的钥匙挂在透明封袋里，登记显示没有一把丢失。
文件却曾在打印机底下睡过几年。
十月五日是星期日。白敏会来值班。她手里那把钥匙只开外门，梁佩掌铁柜，吴程值班室封存应急钥匙。三把钥匙都是真的，第二天要查的正是：门从没被撬开，纸为什么还能换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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