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二十日上午，青川酒店门口摆起了白花。
没有人能确认我已经死亡，外面的传言却不肯等待证明。三家合作商送来花圈，北郊车场的司机自发在大门系上黑布，连白鹭常来的几名老人也问红姨灵堂设在哪里。若继续拖下去，每个场所都会按自己的方式给我办丧事，真假消息便永远混在一起。
我让黎真统一通知：当晚八点，白鹭举行内部追思，不设遗像，不收礼金，不宣布继承。所有员工可以来，也可以不来；当天营业照常，来参加的人按上班时间结算，不扣工资。
这场葬礼不是为了让人哭，而是给死讯一个固定去处。城里所有猜测都被引到白鹭以后，真正想利用我死亡的人也必须决定，要不要在同一间屋里露面。
白鹭一楼撤掉一半桌椅，顾北山常坐的窗边摆了一只空木箱，里面放着阮文山的人员登记复印件和旧港那张假证件。木箱外没有写名字。死者身份尚未正式更正，老阮不肯把侄子的衣服送来，顾北山也不肯从修表铺露面。
红姨反对把阮文山与我的追思放在一起。她认为一个活了三十四年、其中几年被另一个名字盖住的人，不能死后仍躺在别人的仪式里。我同意她的判断，却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同时让六十三处产业看见这两张脸。
最后，红姨在木箱前放了两张空白名牌。一张留给我，一张留给死者。谁也不能替他们写。
下午三点，北郊诊所确认阮文山右肩旧伤、病历编号与车队登记吻合。老阮终于到旧港签下亲属确认，但他在姓名栏写的是阮文山，不接受任何带“贺青川”字样的文件。尸体暂时留在诊所冷室，等旧港记录更正后再办后事。
顾北山仍只肯说一半。他派潘师傅把十七份文件编号送到白鹭，没有正文。编号中十一份属于北线车辆与仓库，四份来自河内的贸易办事点，另外两份只有日期，没有地点。最早一份签于二〇〇二年，最后一份签于二〇〇七年。每年都有，没有一年中断。
黎真从总账查不到这些编号。纸本账里只有与之相近的差旅费、顾问费和仓库损耗，金额拆得很小，分散在不同公司。方启荣负责最近两年，之前还有别的财务经手。自称“白先生”的人并非临时拉拢三个人，而是沿用一条已经存在多年的付款通道。
傍晚六点，一封从河内寄出的快件送到青川酒店。寄件人叫吴程，是我二〇〇四年做仓库生意时认识的华商。他在河内经营进出口，平常愿意接我的电话，却从不替我处理澜城内部的麻烦。信封里有一份产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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