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滴打在不同盆底，像九只走快走慢的钟。到后半夜，旧漏点有八处不响了，第七排上方却多出第十个声音。
泥瓦匠说是墙体返潮，老阮也不肯认。第二天拆开吊顶，才发现新铺材料有一边没有压实。返工费由施工方承担，黎真在清单上写下“第十处”。开业以后再下雨，坐第七排的人不知道自己头顶曾经悬着一笔没人肯认的账。
开门前最后一夜，我们把金鸥洗了三遍。水泥地仍旧发灰，舞台后面仍有湿木头味。门外却已经有人排队。
金鸥傍晚六点放旧电影，九点以后收起银幕前的活动椅，舞台唱歌，后厅卖粉、酒和咖啡。电影票、餐饮和夜场用三种票根。红姨从白鹭借我两名熟手，只借一个月；阿木找来六个鱼市临时工搬货、守门。
开业当天下午，外墙电源被人从后巷割断。
阿木追出去，只看见范魁站在街对面的修车摊旁。范魁手里没有钳子，只露出那颗金牙。没有证据，追上去也只能打一场谁都说不清的架。
幸好装修时我押金租过一台旧发电机。本来只够停电时保住收银台和安全灯，现在只能再带一台放映机。冷气、风扇和大半吊灯全部断掉，排队的人仍被领进来。
大厅很快闷出汗味。有人退票，更多的人把票根折成扇子。电影放到第二卷，发电机忽高忽低，放映员怕烧灯泡，停机十二分钟。原定夜里唱歌的女孩抱着木吉他走到银幕前，不用话筒唱了一首当地民歌。
后排听不清歌词，先听见前排拍手。拍手声一层层传到最后，发电机重新转起来时，反而有人喊她把歌唱完。
那晚总收入五千八百六十。阿木见铁票箱塞满钱，以为电影院已经赚回来了。三把钥匙打开箱子，黎真先拿走供货商的两千二百四十，又分出临时工、歌手和燃料的一千零八十。加上退票与次日采购，真正能锁回箱里的只有一千七百多。
我把合同上的两万四千圈给阿木看。
“照今晚的数，九十天也只是刚够。”我对阿木说，“机器坏一次，座位空三天，就不够。”
黎真把合同叠好，补了一句：“租金付清前，别叫老板。我们只是替老阮守房子。”
开业的热闹只撑了三晚。第四晚开始，客人连跌三天，最低的一夜只有一百零九人。我们把夜场从三小时缩到两小时，停掉免费冰桶，白鹭厨房则在散场前多煮一锅粉，金鸥不再单养整套夜班厨工。
钱涨得很慢。第三周末，箱里第一次超过一万三，我先补清工钱，再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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