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阮把金鸥电影院的钥匙丢进茶杯时，我全部家当是九千四百二十七元。
钥匙撞着杯壁，茶水溅到合同上。老阮用指甲敲了敲最后一页。
那是一九九七年四月。阿木进白鹭已有五个月，我教他认数字，他教我走澜城的近路。白鹭的酒也从各家分送，改成由他照单集中收货。进价低了，缺货少了，我每月拿到的新增利润分成从八十三元涨到六七百。除去寄回老家的钱，余下的都塞进床下铁盒。
“开业九十天，剩下两万四千一次付清。”老阮说，“少一张，钥匙回来。你修过的屋顶、接过的电线，也一块留下。”
我把床下铁盒抱上桌。里面有人民币、越南盾和几张港币，按黎真当天写下的汇价换算，正好九千四百二十七。顾北山另借我两千五百七十三，凑成首季租金一万二。借据写明十二个月还清，他不占金鸥一分钱份额。
老阮把钱数了两遍，抬头问我：“你把口袋掏空，明天拿什么修房？”
“拿你的租金修。”
老阮的眼睛眯起来。我把合同往前翻，指给他看：屋顶、电线、厕所和两扇安全门的修缮费，双方验收，最高一万二，抵第二季度租金；多出来我认，少了也不退。
“那开门后的酒、米、工钱呢？”老阮又问。
“还没有。”
“没有也敢签？”
“有，就不必和你谈九十天了。”
老阮盯了我一会儿，从茶里捞出钥匙，在裤腿上擦干。他年轻时做过放映员，手指常年沾着洗不掉的机油。签字前，他把金鸥的大门第一次完整打开。
潮气先扑出来。
电影院停了三年。海报柜长着绿霉，四百把椅子脱了皮，银幕下沿被老鼠咬出一个洞。头顶有九处水渍，最深的一块像倒悬的黑岛。放映机还能转，转起来却像一个老人睡不稳，齿轮每咬一下都要喘气。
我看中的不是这幢破楼。它左边是长途车站，右边通港口工棚，后门正对一排凌晨才收摊的食铺。阿木陪我数过七天：每天上千人从门口经过，雨一落，至少两百人会躲进金鸥的门廊。入夜以后，整条街没有一家店能让他们坐满两个小时。
顾北山问过我，白鹭哪里容不下我。
“白鹭再加一桌，就会堵住楼梯。”我对顾北山说，“金鸥先放电影，九点以后做夜场。散场的人去白鹭吃饭、住宿。我是多开一道门，不拆你那道门。”
顾北山没有入股，只借了那两千五百七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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