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昌元年十二月,辽东经略袁应泰接纳麾下的蒙古降兵、游牧牧民,乃至从后金阵营投诚而来的女真人,总数已然攀升至五千余人。袁应泰将这些精于骑射的外邦部众尽数编练成军,打散分散安置在明军各营之中,一来补足明军斥候骑术薄弱、侦查不力的短板,二来更是大胆放权,命他们作为先锋主动出关袭扰,专门清剿后金哨骑,几番小规模交锋下来,倒也真斩获了不少首级,取得了些许实打实的胜绩。
可袁应泰这般毫无顾忌接纳蛮夷的举措,早已引来朝堂科道言官的接连弹劾,一道道奏疏直指其中隐患。有御史在奏疏中直言蹊跷之处:“蒙古部落举族来投,人数何其众多,其部族头人怎会毫无察觉?又为何不加以丝毫阻拦?此事违背常情,其中必有诡诈!”更有耿直言官痛陈利害,直言此举是在辽东腹地埋下滔天祸根:“这些蛮夷向来生性反复,唯利是图,若是两军决战之际,突然临阵倒戈、反戈相向,届时辽东防线洞开,袁经略又该如何收拾残局?”
只可惜,明军接连不断的小规模胜利,早已冲昏了袁应泰与辽东一众边军将士的头脑,满心都是眼前的小胜,半点听不进逆耳的劝谏之言。在他们眼中,这些蒙古、女真降众弓马娴熟、骁勇善战,绝非无用之兵,更何况此前三岔儿一战,归附的蛮夷兵中有二十三人战死沙场,个个都是死战不退,这般忠心耿耿,哪里会有什么异心?袁应泰非但对弹劾之言置若罔闻,反倒对这些降兵降将愈发宽容优待,施以恩义、安抚人心,一心想要将其彻底收为己用,全然对暗藏的杀机视而不见。
朝堂之上,零星的弹劾之声,尽数被首辅叶向高以辽东战事要紧、临阵不宜换将为由强行压制下去。而辽东前线源源不断的小胜捷报,更是让辽东从上至经略袁应泰,下至各级守备边将,全都滋生出轻敌之心,愈发觉得后金八旗不过是一群草寇,不堪大明大军一击。
待到南方精锐援军赶赴辽阳,兵力得到补充之后,袁应泰立刻提笔向朝廷递上奏疏,核心论调铿锵有力:能战之师,方能固守疆土;能守之军,必是骁勇能战之辈。他正式奏请,定于泰昌二年三月,集结大军出兵辽东,一举收复清河、抚顺两座沦陷重镇。
而此番出兵,从泰昌元年十月商议定策,硬生生拖延至泰昌二年三月,究其缘由,依旧是萨尔浒之战时的老问题——粮草辎重迟迟无法集结到位,后勤补给跟不上前线用兵的步伐。好在朝廷此番吸取了此前强令杨镐仓促出兵、最终招致惨败的教训,并没有再三催促逼迫,给足了袁应泰集结兵力、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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