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是后来的七人版本，姜岑作为观察组工作人员出现。若有人更早把她从受试序列移走，董事会至少有一部分人没有看到原始情况。可不知道不等于没有责任。电脑缓存恢复出一份四年前六月的审计草稿。文件标题很普通：《安澜稳定性项目退出机制复核》。作者栏是周既明。
正文没有讨论姜岑姓名，只有对象S-06。周既明在其中提出三个问题：对象是否清楚治疗可能造成记忆缺口；治疗后是否允许对象撤回后续数据使用；对象若无法确认自己曾经同意，谁有权继续代表她同意。第三个问题下面被红笔画了两条线。旁边有一行手写批注。“她醒来不记得签过字，不能拿昨天的签字压今天的人。”笔迹鉴定初步支持来自周既明。周序读完以后没有产生“过去的自己原来也做过好事”的轻松。因为两个月后，他又在姜岑转入观察组的批准书上签了名。同一个人先质疑受试者失忆后的同意是否有效，又允许一个出现记忆缺口的人去观察其他受试者。
矛盾没有因为失忆消失。
“后续意见呢？”周序问。
技术员继续翻缓存。六月二十八日，有一份S-06退出申请。申请人不是姜岑。是周既明。内容要求停止S-06后续稳定干预，封存既往数据，并由独立医生重新评估其是否具备继续参加的真实意愿。项目医学组当天拒绝，理由是S-06仍有严重睡眠和定向问题，中途停止可能加剧症状。三天后，周既明再次提交。
第二次申请增加了一句：如果项目无法证明受试者当前仍同意，就不能把最初同意视为永久授权。这份申请也没通过。七月中旬以后，周既明没有再提S-06退出。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新的方案：让S-06转入低强度稳定阶段，并参与简单的观察记录，以现实工作重新建立定向。也就是后来姜岑从患者变成工作人员的雏形。周序盯着方案最后的签名。周既明。
“这是我提的？”周序问。
“文件上是。”陈警官说。
“为什么？”周序问。
没人知道。周承川想起四年前一次内部争执。那段时间周既明频繁往临江跑，和项目医学组吵得厉害。后来他忽然不再要求姜岑彻底退出，改成强调“真实生活环境中的稳定”。董事会以为他接受了折中方案。
“你觉得他为什么变？”陈警官问。
“我当时以为他想用她做新的观察方法。”周承川说。
“现在呢？”陈警官问。
“现在我不知道。”周承川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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