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亮时，澜城已经有了三种川老板的死法。
第一种说我在旧港被人开枪，第二种说我在周年宴上喝死，第三种最像真的：我坐车离开酒店，二十三点四十分死在后座，尸体已由阿木秘密送走。传话的人连我穿什么领带都说得清楚，却没人说得出尸体送去了哪里。
我坐在金鸥二楼，听黎真把这些消息一条条念给我。窗帘缝里透进灰白的天光，旧圆桌横放在门前，三锁票箱仍在墙边。楼下清洁工开始冲洗昨夜空掉的宴会厅，水流越过地砖缝，声音很像一九九九年洪水退去的早晨。
消息越具体，越说明有人在替它补骨头。我没有让人辟谣，也没有再加新的死法。假的东西传到一定程度，会自己长出矛盾；活人急着解释，反而会替它缝好裂口。
早上六点半，黎真从金鸥后门离开，换上周年宴那套深色衣服回青川酒店。她需要让所有人看见：我不在，账还在走。她进门后先取消上午的庆典活动，再让财务把六十三处产业当天工资、住客押金与供应商小额货款列为优先。产权过户、大额调货、备用章启用全部冻结，任何两名负责人联签也不能例外。
七点过后，六十三处产业分成了三种。
二十七处把钥匙与账册送到黎真的办公室，等她盖章；十五处给赵坤打电话，请他以股东身份主持局面；其余二十一处没有等任何人，仓库主管先换门锁，车队负责人先藏油卡，三家夜场甚至把当晚现金装进旅行袋，准备送往各自老板家里。
这些人未必都想吞我的东西。有人只是怕晚一步便轮不到自己，有人想保住跟了十年的店，也有人认定一座没有主人的房子，先锁门的人才有资格说话。死讯像突然熄灭的灯，人第一反应不是辨方向，而是抓住离手最近的东西。
阿木按照我的要求没有抓人。他让每处产业把“自保动作”写成一张表：几点换锁，谁拿钥匙，现金去了哪里，谁下的命令。愿意填表的照常营业，不愿填的暂停调货，但水、电、住宿与员工餐不能停。到了八点，我们面前已有四十八张传真。它们比任何忠诚誓言都可靠，因为每个人都亲手写下了自己在我死后先做什么。
赵坤八点二十分到了青川酒店。他没有带安保，只带律师与一只装文件的黑皮箱。宴会厅的四十张桌还没撤完，他把仍在酒店的负责人叫到主桌，说在确认我的生死以前，任何人不得分资产；但为保证运营，应由持股最多、资金最足的人临时接管总章。
赵坤说的前半句在替我守门，后半句则想拿走门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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