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死后的第一个电话，不是问尸体停在哪里，而是问那六辆车归谁。
零点三十七分，黎真的手机在旧鱼市后楼响了。那间屋子早年用来修秤，墙上还留着铁钩与发黑的刻度。鱼市搬走后，我把后楼租下来做冷库中转，平常只有两名夜班守货员。阿木事先把他们调去南仓，我们进去时，屋里只亮着一支应急灯，压缩机隔着墙反复启动，像有人在黑暗里磨牙。
阿木仍守在旧港。他告诉黎真，北郊车场的六辆货车已经发动，车队副经理杜海拿着一份“紧急保全令”，要把车送往东平码头维修厂。命令上有我的签名、车队备用章和当天十一点五十分的传真时间。十二分钟前，宴会厅里才刚传出我的死讯。
黎真把电话递给我。我问阿木：“车上装了什么？”
阿木回答：“都是空车。原定司机没换，另有六个人坐副驾驶，说是维修厂派来验车的。杜海在车场，不肯让我这边的人进门。”
我又问阿木，送酒与送菜的早班车有没有被扣。阿木说没有，只有产权登记在金鸥名下的那六辆旧车被点出来。那不是随手选的数字。六辆车买得最早，车身翻新过三次，账面价值已经很低，却握着北郊仓库三条固定线路。谁拿走它们，第二天仍能送货；谁只拿仓库，没有车，就只能守着一屋子会过期的东西。
我让阿木不要拦车，只派两辆摩托隔开距离跟着。日常送货照旧，司机当夜补贴照发，车场大门也不能锁。
阿木沉默了片刻，问：“真让他们开走？”
我回答：“想搬走六辆车的人已经露了手。现在拦，他只会把手缩回去。让车走，看看谁给它们开门。”
兵书里把有意露给对手看的东西称作“饵”。我以前读到这个字，总以为饵是桌上一块肉。做久了生意才知道，最好的饵不是你舍得丢什么，而是对方确信你舍不得丢什么。北郊那六辆车跟了我七年，全城都知道我每次换车也不肯卖它们。对方拿它们试我，既想确认我是否真的死了，也想逼还活着的人先跳出来。
黎真把半页复写纸平铺在修秤台上。纸被水泡过，边缘发脆，六个名字像隔着一层雾。第七行只留下半个蓝色墨团，无法辨出笔画。她用手机照着纸背看了很久，随后指向右上角一段被撕开的编号。那里还剩“临车”两个小字，后面的数字只留下一道斜钩。
一九九九年洪水时，我们临时编过八支搜索队。黎真负责人员总册，每支队伍领一页复写名单；老阮负责车辆与船，另领一套“临车”调度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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