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能证明的现金流，不是能随便拿的现金。”
我翻到董事会。
方案设七席。我提名两席，赵坤两席，三家项目与小股东共两席，专业投资人一席。重大事项需五票，历史债权、员工数据、关联交易和商号永久处分另设回避与单独表决。赵坤刻意没有让我拿过半。
“怕我？”我问。
“怕任何一个人。”他说，“你也该怕我。”
我确实怕。
不是怕他在白鹭门口带人，而是怕有一天青川酒店缺钱，他以两席、项目票和新投资人凑到五票，把三家酒店重新装回一张担保表。赵坤也怕我用品牌、管理和一群跟我久的人，在每次表决前把不同公司变成我的一只手。
我们把彼此的怕写进章程草案。商号许可五年，平台完成约定服务才续；酒店项目有权因重大违约退出，退出不自动丢客源资料；赵坤仓储按市场合同接单，不保证最低份额；贺青川若撤出日常管理，须提前六个月交接，却不以个人全部资产担保正常亏损。
凌晨一点四十，红姨问我还要不要那百分之三十四。
“要。”我说。
“那你以后一句话说了不算。”
“现在也不该全算。”
红姨看了我一会儿：“你嘴上说得容易。第一回有人按章程挡你，别又叫阿木来问。”
阿木坐在门边，听见自己的名字，抬头说：“我现在只按安全委托问。”
红姨没有笑。她要我们把这句也写进授权表。
一月十四日上午，发起人会议在青川酒店举行。四名早期小股东里，有洗涤公司的林绍、餐饮供应的郭姐、旧酒店设备合伙人和一名本地会计。他们各自能投入的钱不多，合计股份也不到一成，却不是来替我举手。
林绍先问，平台集中采购以后是否一定把洗涤单给他。
“不一定。”我回答，“你按同条件报价，有历史质量记录，但不能因持股锁订单。”
“那我为什么投？”
“你投的是管理费、采购服务和平台增长，不是买自己一张合同。”
林绍说，若没有订单保证，他宁愿只做供应商。
赵坤把退出页给他。发起不是人情任务，愿意出资才进，不进仍可投标。最后林绍只投原计划的一半，保留现金换设备。我们没有为了凑注册资本让他在两张不同意愿上按同一个手印。
郭姐问得更直接：“新公司亏了，川老板补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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