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态。钱加起来不会变，纸上不必有一行替公司宣布“全部解决”。
老阮问六辆车的一成二是否要写。
阮母先摇头。那是老阮的基础盘投入与路线权益，不是侄子的遗产。阮文山经办过复核，不等于死亡以后能继承一成二；若写进证明，外面迟早有人拿这张纸重新争车。
老阮把排班册收回，没再坚持。
上午十一点半，证明改到第六版。字比第一版少了三分之一，事实反而更全。阮母没有立即签收，她要先看阮文山以前开的车。
六辆旧车当天有四辆在路上，一辆换完离合器回棚，一辆做年末检查。老阮用自己的车带她去北郊，我坐盛勇的E280跟在后面。阮母没有要求我别去，也没有请我同行。
北郊车棚比八月安静。总调度图已经拆，墙上分挂基础盘与仓储服务。阮文山当年最常开的那辆旧厢车停在检修沟旁，车漆补过三种颜色，驾驶座左边磨出一道浅坑。车辆登记写真实车主和基础盘编号，司机历史里有阮文山，没有贺青川。
阮母摸了摸方向盘，没有坐上去。
她问老阮，儿子开这辆车时是不是赚得很多。老阮说工资不高，北线补贴比城里多，最忙的几年能多寄一点。那些寄款存根都在饼干盒里，用的是真名。替我签文件没有让他买房，也没有让家里突然富；大部分所谓协助费根本没有进他的账户。
“那他为什么做？”阮母问。
老阮说最开始只是帮公司过一扇门，觉得老板知道、货是真的、钱也照结，不会害谁。第一次方便之后，第二次便容易。后来阮文山发现自己的脸与名字被不同人保存，再想退已经有四项不肯改。
这段经过八月已经查过，阮母却没有在车旁听老阮说过。她站了很久，只让检修工把驾驶座旁的旧编号抄一份。车仍要跑，不可能因为死者开过便送给家属；一张编号、几张排班复印与工作证明能说明他在这里活过，不必把车当赔礼。
检修工在副本上盖基础盘章，老阮与阮母各签收。公司不收复印费，也不发额外纪念金。
车棚最里侧还放着另一件东西。
那块刻着“贺青川”与八月十八日死亡时刻的黑花岗岩旧碑，自八月下旬以来一直作为证物存放。它套着木框，正面覆布，编号与旧港、周年宴和假证件同档。新碑已经刻阮文山真名，旧碑没有砸，不表示公司仍把他埋在我的名字下。
阮母看见木框，问里面是不是那块。
我说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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