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鞋和三本小记事簿。蓝皮工作证已经按证据封存，工资、丧葬和死亡赔付则分开结清，没有塞进一只写着“川老板心意”的信封。阮母收了该属于儿子的，另外一笔抚恤仍让老阮请外部账房核，她不肯用按手印换一句以后再也不问。
我去不是催她签字。河内照片里的签名像阮文山早年的笔画，黎真需要真样本比对。证据室存的多是他后来经办正式文件，字写得稳；灰帽人模仿的却像二〇〇一年前后刚学着代办时的写法。那几年材料可能在阮文山自己的记事簿里。
阮母把我们让进一间靠巷的小屋。屋里没有摆公司送的花圈，只在木柜上放着儿子的证件照。老阮已经到了，坐在门边修一只旧手电，见我进来没有起身。他对河内第二个名字听过一些，仍不知道照片细节。
我把照片放到桌上，用一只玻璃杯压住四角。
阮母先看证件上的名字，再看男人的手。她问我：“这个也要算我儿子做的？”
“不是阮文山。”我回答阮母，“人不一样。我来找旧字，只想知道他学的是哪一段。”
阮母没有立刻拿记事簿。她问若字像，我会不会在外面说是阮文山教了别人；若字不像，又会不会说儿子早年还藏过另一套。她已经见过一个人死后能被不同账目分别解释：车队说他是司机，办事点说他是经办，外面只记得他曾用过贺青川的名字。如今再来一个活人，她最怕所有解释都顺着死人身上叠。
我让周萍把比对范围写在空白纸上：只核日期、笔画与记事方式，不核未经证明的人际关系；原簿不带离屋，拍照须逐页编号，由阮母与老阮在场；不因相似推定传授或共谋。周萍写完念给她听，阮母才从衣柜底层取出三本簿子。
第一本记油费与里程，第二本记北线路口和夜间开门人，第三本夹着许多退货小联。阮文山早年的字比后来用力，圆珠笔常把下一页压出凹痕。他写“贺”字时，上部最后一捺往回收，因为最初照着杜海给的临时工作牌描；写到二〇〇四年以后，这个习惯慢慢消失。照片里蓝皮证件上的签名隔得远，看不清墨，吴程复印的访客登记却保留了同样回收的一捺。
周萍没有说找到人了。一个笔画只能证明模仿者见过早期样本，不能证明拿样本的是谁。真正重要的是样本年代。若对方只接触近年的正式授权，不会知道这种已经改掉的写法。线索因此从“阮文山认识谁”缩到“谁碰过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三年的退货联、工作牌或旧车文件”。
老阮听完，从手电里取出电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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