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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件事让培训楼越来越像一间学校,又不像学校。红姨不教人怎样笑得好看,先教四样:认自己的名字、认工资总额、认扣款项目、认紧急出口。会写字的人签全名,不会写的人可以按手印,但必须由一名与劳务行无关的人把内容读完,再让本人复述。复述不清,手印便不收。
有人问红姨,若一个人始终不识字,是不是永远不能工作。红姨说看懂不等于会读每个字。你可以请人读,可以画自己认得的符号,可以把工资分成看得见的几格;最怕的不是不会写,是别人替你说“你已经懂了”。
月桂那时已经在白鹭四年。
她从当年穿红鞋、背四千六百元假债的姑娘,变成培训楼夜班管理员。新来的年轻人不知道她过去,只知道她每天收三次黑木牌:上班、回楼、请假。牌不代表谁属于酒店,只代表当夜还有谁需要确认安全。她发工资时总把扣款栏先念,即使那一栏写零。
二〇〇二年九月,月桂收到家信,母亲病重,弟弟准备把家里最后一块田租出去。她向红姨请两个月假,后来又改成辞职。白鹭愿意保留岗位,青川酒店也缺楼层主管,她仍决定离开澜城。
我问月桂:“是工资不够,还是这里有人让你不舒服?”
月桂回答:“都不是。我欠苗姐的钱早就没有了,可我留得越久,别人越只记得我是在这里被救出来的。我想回去的时候,名字前面不再带白鹭。”
她没有指责谁。白鹭当年替她划掉假债、按月发工资,后来也给了她位置;可一处救过人的地方若总把“我救过你”挂在门口,也会变成另一种拴人的绳。红姨听完,只问她最后工资哪天结、回程经过几站。
月桂的工资与未休假补贴共三千七百四十元,当天装进两只信封,一只本人带,一只按她要求寄给母亲。宿舍床、制服和黑木牌无需赔偿。红姨让她自己决定木牌怎样处理。
月桂把牌留在培训楼玻璃柜里,背面写了离开日期。她说不是留作纪念,是给后来的人看:木牌放回柜里,人也可以走,不必烧、不必逃。
临走前,月桂替最后一批学员念合同。念到离职条款,她停下来让每个人说一遍:提前几天告知、工资何时结清、证件归谁。一名年轻姑娘照着纸背答案,月桂把纸收走,让她用自己的话再说。那一刻她比四年前的红姨更耐心。
车在清晨六点出发。阿木安排司机,月桂坚持自己付一半车费,因为路线还要替南岬带货。红姨没有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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