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块牌。
“还差一块。”
“我手里有多少就是多少。”
二楼有人拍桌催酒。昌哥隔着酒库木栏伸手来抱，我把第一箱压在膝盖下面。两个人谁也不松。客人的骂声顺楼梯滚下来，柜台旁的人全在看我会不会先坏掉自己定的规矩。
红姨从昌哥袖口里抽出一块黄牌，放进木盒。
“现在够了。”红姨说。
昌哥脸色发青，抱酒上楼。红姨没有训他，只把木盒推到我手边。
“别把规矩做成故意难人的门槛。”她提醒我，“客人等不得你慢慢找木头。”
第二天，我把三色牌分别挂上三根木钉，按号码排好；柜台则在开门前写好常用桌号。服务生拿牌只多走十几步，不必再从一堆木片里翻。第三天，十二号桌少回一块黄牌。我们没有从员工口袋里搜，按底联找到那张桌，最后在冰桶下面发现了它。钱已经收过，只是客人把牌当杯垫压住。
七天结束，二楼卖出四百四十七份酒水。四百四十七块木牌都有底联，只有两只啤酒空瓶没回来，押瓶钱也在账上。相似客流下，柜台比此前多收近两成。
顾北山把我的二十四块推回来，也把旧书还给我。他没有夸我，只让红姨把长期工钱说清：前六天按散工结，从第七天起每月八百，包住、包两顿。我从酒库搬到后楼梯拐角。那里只容一张窄竹床，翻身会碰墙，却终于不用整夜闻发酸的空瓶。
木牌随后上了三楼。三楼少的不是酒，是签名。过去谁都能说“顾老板答应赊”，一张纸条可以在抽屉里躺半年。新规矩逼得顾北山一天上下十几次楼。第三天，他把一枚小方章交给红姨；除他们两人以外，再没有谁能替客人欠下一瓶酒。
一个月后，白鹭四层都开始用牌。卖出去的酒只多一成，收回的钱却多了三成。顾北山核了两夜，确认不是客人突然变阔，才把四把钥匙摆在我面前。
酒库、后门、总电箱，还有三楼包房的备用钥匙。
最后一把封在牛皮纸袋里，封口有红姨的签名。屋里起火、客人昏倒，或者有人用鞋跟敲出一长两短时，才能拆开。
我第一次听见那个暗号，是九月一个闷热的晚上。
咚——咚、咚。
声音隔着楼板落进酒库，轻得像有人在房里把一只杯子推倒。二楼的歌没有停。过了不到半分钟，三零六房又响了一遍。
咚——咚、咚。
红姨已经站在三零六门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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