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
联络官问：“你们希望我们怎么做？”
“不需要拦截。”
陈远达说得很干脆：
“我们判断彭远只是带孩子转移，赵亦可本人留在悉尼。
如果现在拦截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
我们希望澳方协助监控彭远的出境记录，确认他离境的时间和航班号，其余的我们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转给加拿大方面。”
澳方联络官点了点头，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：
“可以。我们会跟移民局那边打招呼，关注这个人的出境动态。”
会议又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。
主要是在确认后续协作的分工。
澳方答应协助定位赵亦可的新住址，中方这边负责继续追通讯记录和资金端，加拿大方面则由国际刑警组织转达协查请求。
散会后，陈远达把陈大鹏叫到办公室。
“彭远那边，你盯紧一点。如果他这两天有出境动态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”
“好。”
陈大鹏回到座位上，把彭远的出入境记录调出来。
上一次他入境澳洲还是半年前，带着彭子睿，用的是普通护照。
之后没有出境记录，也没有新的签证申请。
他翻到赵亦可的护照信息，发现她的澳洲签证是去年年底签的，有效期三年，期间可以多次往返。
他把这两条信息并排写在笔记本上，在旁边标注了一句：
“彭远可能持有第二本护照。”
然后他拨了陈远达的号码。
“陈主任，彭远的出入境记录显示他只有一本普通护照，但赵亦可的签证是多次往返的。如果彭远要带子睿出境，他可能会用另一本护照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。
“你是说，他可能提前准备了备用证件？”
“有这种可能。赵亦可在这边布局这么久，不会只准备一条路。”
“那你把彭远的身份信息发给公安部，让他们提前跟澳方协调，重点关注他出境时的证件使用情况。”
“好。”
挂了电话后，陈大鹏把彭远的护照信息、航班预订记录、以及之前的出入境流水打包发给了方铭。
附了一句话：
“这个人可能用第二本护照出境，建议提醒澳方在查验环节留意。”
方铭很快回复：“收到，我来办。”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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