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下午，悉尼西区。
赵亦可把车停在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前。
楼不高，四层，外墙是深灰色的涂料，有几处墙皮已经剥落。
楼下的花坛里种着几棵长势潦草的灌木，路边停着两辆旧车。
她熄了火，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，透过挡风玻璃扫了一眼周围。
没有监控。
没有门卫。
没有明显的摄像头指示灯。
楼道入口的铁门半掩着，门锁坏了，上面贴着一张打印的纸条——
“维修中，请走侧门”。
她选择这里不是因为价格便宜，是因为这里不会被注意。
西区这片区域住的多数是租户，流动性大，邻里之间互不认识，没有人会多管闲事。
她通过那个中介介绍来的，用的是现金，签了一份不到一页纸的短租协议。
协议上没有她的名字。
中介甚至没有多问一句“你打算住多久”，只是收钱、给钥匙、转身走了。
她推开车门，从后备箱里拎出两个行李箱。
一个装换洗衣物和日常用品，另一个装现金、护照和几份重要文件。
其余的东西——家具、衣物、电器、那套她自己挑的沙发、彭子睿贴在冰箱上的画——全部留在了原来的住处。
她刻意让房子保持原样。
窗帘拉了一半，桌上的杯子还摆在原位，厨房的洗碗槽里放着没来得及收拾的盘子。
如果有人去看，只会觉得主人临时出门，过几天就会回来。
她拎着行李箱上楼，用钥匙开了门。
公寓不大，一室一厅，客厅摆着一张旧沙发和一张折叠餐桌，窗户朝北，光线一般。
卧室里一张双人床，床垫偏软，衣柜门少了一扇。
浴室的热水器是老式的，拧开后有几分钟才有热水。
她看了一圈，把行李箱放在卧室地板上，然后走到窗边撩起窗帘一角往外看。
远处有一个小公园，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。
没有异常。
她放下窗帘，坐在沙发上，掏出手机换上一张新卡。
翻开通讯录，里面只存了四个号码——
彭远、蒋冬梅、曾思明、还有一个是帮她安排这间公寓的中介。
她盯着蒋冬梅的号码看了几秒，没有拨出去。
蒋冬梅已经被带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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