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在，由母亲、老阮与外部会计三方中两方到场。公司可以复印与争议事项相关的页，不能把整本诊册扫描进身份库。
我说：“若事情牵到我，总要有人能马上把原件拿出来。”
阮文山看着我：“川老板，你怕别人拿你的名字，我也怕。区别是你怕有人用你的名字拿产业，我怕你们为了保产业，再叫我用一次。”
修车棚外有人发动货车，蓝烟从门口压进来。那句话说完以后，屋里只剩发动机怠速声。
他不是不肯承担过去。那四项红圈里，两项外地退货、一项旧仓租、一项设备质保，他都愿意在需要时出面说明；若因自己的错误产生费用，从他尚未结清的经办报酬中扣。可他要求任何新授权必须使用阮文山真名，不能再写“贺青川本人不便到场”，也不能把过去一次代签解释成长期默许。
顾北山问他：“你最怕哪张纸？”
阮文山没有指十七份文件。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北郊诊所的错名收据，上面患者写贺青川，背面却是他母亲替他缴费时留下的电话号码。
他说：“这张。合同错了还能说是生意，病历错了，连我疼过都像替别人疼。”
顾北山把收据和更正证明放进同一只牛皮信封，封口横跨三个人的签名：阮文山、老阮、诊所医生。我的名字没有写上去。白鹭只得到封套编号、保管人和启封条件。
签完以后，阮文山又提出一件与证据无关的事。他母亲只知道他替车队跑外地，不知道他曾用我的名字。若将来必须告诉她，要先说他做过什么，再说别人让他做过什么，不能只说他是替川老板办事，也不能只把他写成受害人。
我问：“你觉得自己算哪一种？”
他想了很久，说：“拿过方便，也怕过丢工作。开始是我答应，后来有人默认，最后谁都说停不下来。你们若一定要给我一种身份，就写司机。车从哪里开到哪里，总还有一张单。”
那天我第一次明白，知道一个人的伤疤、住址和母亲电话，并不等于真正知道他。生意做大以后，我把“知彼知己”用来调查合作方的成本、弱点和退路，以为资料越全，局面越稳。阮文山却让我看见，若所有真相只由最强的一方保管，所谓知彼只是把别人装进自己的抽屉。
老阮把副本放进铁柜前，先让我看柜里没有别的青川文件。他说他替侄子保管，不替我，也不替自己十二万元的旧账。哪一边先拿这本册子压另一边，他就把原件交给第三人。
我同意。那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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