纠纷”。其他店跟着照做，不再让中间人持一张介绍单领走三个月工资。没人承认规矩来自白鹭，红姨也不在乎。她只在每天收工时核对三个位置的黑木牌，再把少过一次牌的那只木盒锁好。
我们继续找另外四个突然离开的人。老阮的司机找到两个：一个已经回家，不愿再与澜城联系；另一个在河亭做餐馆服务生，确认安全，也不想回来。剩下两个人始终没有消息。黎真没有把她们从花名册上删掉，每月换新账页时，仍把名字和最后一次出现的日期抄在最前面。
我有一次问黎真，一直抄找不到的人有什么用。黎真回答：“至少下一次有人问，我们不会又说不知道。”
到一九九九年四月，接入供应账的店从十七家增加到二十九家。白鹭的收入也重新超过改规以前。外面开始叫我澜城夜里的半个主人，我听见后没有纠正。那时的我确实喜欢这个称呼，觉得半座城的门、车和货单都在等我安排。
只有黎真的总账没有写“主人”两个字。月末那一页最上面，仍是两个没有找到的人名；下面钉着月桂那张被划去四千六百元的旧债纸。每次翻到那里，纸边都会刮过我的手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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