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七天。
北极星基金会议室变成了不眠的战场。
窗帘永远拉着，分不清昼夜。
长桌上堆满了成箱的文件、法律卷宗、财务模型报告。
白板上画满了错综复杂的时间线，人物关系图和应对策略要点。
赵源宇大部分时间坐在主位。
听着安佑成和大卫律师以及不断进出汇报的游说公司代表的陈述。
他的话不多，但每一个问题都切中要害：
“财政部哪位官员对风险数据最感兴趣？”
“他的政治诉求是什么？”
“SEC内部，推动调查最力的是哪个部门？”
“负责人是谁？”
“他的职业生涯关切点是什么？”
“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经济版块的编辑，对我们救助基金的反应如何？”
“有没有可能安排一次不引述来源的背景吹风？”
“国会山那些盯着华尔街肥猫的议员，我们的游说者接触了吗？”
“他们想要什么？”
“听证会上的炮轰，还是选区的投资承诺？”
赵源宇的指令清晰而冷酷：“告诉我们在财政部的联系人。”
“我们的数据可以帮他们更快摸清底牌，制定救助方案，这是政绩。”
“前提是，合理的合作氛围。”
“对SEC，态度要恭敬但坚定。”
“提供他们流程上需要的一切非核心资料，拖慢他们的节奏。”
“同时，让媒体开始关注救助基金的第一批申请企业故事。”
“联系我们在中西部铁锈带的投资顾问。”
“物色两家确实有竞争力但受困于信贷的制造业企业，作为救助基金首批高调援助对象。”
“要拍照，要上地方新闻。”
林书允负责记录、传达、安排行程、处理赵源宇与各处联络的加密通讯。
……………
第七天深夜。
通过层层秘密渠道的安排。
赵源宇在华盛顿一家不对外营业的私人俱乐部书房里。
见到了联邦政府财政部高级官员亨利·沃顿。
一位头发灰白、眼神锐利、带着深深法令纹的六十岁男人。
他负责评估金融危机损失。
没有寒暄。
沃顿直接盯着赵源宇，目光犀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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