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新开始的谈判顺畅了许多。
宋知意的翻译精准得像一台经过校准的仪器，每一个术语、每一个法律概念、每一个细微的语气转折，都被她准确地传达。更难得的是，她不仅翻译语言，还翻译文化。
当阿卜杜勒提到某个投资项目的“社会效益”时，宋知意翻译完后，用中文轻声提醒霍砚礼：“霍总，在阿拉伯语境中，‘社会效益’往往特指对当地部落和社区的具体回馈，不仅仅是宏观的社会责任。建议后续讨论时具体化。”
霍砚礼心中一动，立即调整了陈述方向，详细说明了该项目将为当地创造多少就业、培训多少技术人员、建设哪些社区设施。
阿卜杜勒的表情明显缓和了。
谈判进入核心条款——关于在当地合资公司的治理结构。霍氏要求控股，但对方坚持当地资本必须拥有一定决策权。双方僵持不下。
“我们理解霍氏的技术和管理优势，”阿卜杜勒说，“但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合作必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，而不是简单的雇佣。”
宋知意精准翻译后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看向霍砚礼，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快速说：“他真正顾虑的可能不是控股权，而是面子问题。在部落文化中，被完全排除在决策之外是耻辱。建议考虑设置一个当地咨询委员会，给予名义上的‘共同决策权’，但实际操作仍由霍氏主导。”
霍砚礼深深看了她一眼。
这不仅仅是翻译，这是战略建议。而且基于对当地文化的深刻理解。
他思考片刻，提出了一个新方案：成立一个由双方代表组成的“战略决策委员会”，所有重大决策需要委员会协商，但日常运营由霍氏的管理团队负责。
阿卜杜勒听完翻译，没有立刻表态，而是问了几个细节问题。宋知意一一解答，甚至在对方提到某个部落的传统议事规则时，她自然地补充了一句：“是的，类似于‘马吉利斯’的传统，长老们共同商议，但最终由最受尊敬的人做决定。”
阿卜杜勒的眼睛亮了：“宋翻译了解我们的传统？”
“在驻外工作时有幸学习过一些。”宋知意回答得很谦虚。
接下来的谈判忽然顺利起来。阿卜杜勒似乎对宋知意产生了某种信任感——一个了解并尊重他们文化的外国人，在这个圈子里是稀缺的。
关键的僵局被打破后，其他条款的推进变得顺畅。一整个下午后，双方就主要条款达成共识，约定一周后签署正式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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