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的第二周，在《30天》引发的观影热潮与行业震动中缓缓流逝。
首周末三天斩获550万票房的惊天数字，如同在平静多年的国产电影湖面投下了一颗巨石，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全国。
尽管进入了工作日，但凭借前期积累的口碑和持续不断的媒体热度，上映《30天》的九大城市影院，上座率依然维持在一个相当可观的水平。
各大影院经理们眼见观众热情未减，加之来自市级公司乃至北影厂联盟方面的隐隐压力，也不敢在票房统计上做得过于明目张胆，每日上报的票房收入都维持在一百万出头，数据平稳得让人挑不出太大毛病。
十二月十二日，星期五。
一个注定要载入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史册的日子。
经过严谨（至少表面上是）的统计核算，《30天》首周（12月5日至11日，共七天）票房数据正式对外公布：
1001万元！
“破千”这个门槛，在九十年代末的中国电影市场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尤其是对于一部完全依靠市场分账模式、仅在九个城市上映的国产喜剧片而言，这几乎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数字。
“全国首部分账制商业片首周票房破千万！”
“《30天》开创国产电影市场新纪元！”
“王盛模式初显威力，九城票房引爆全国期待！”
类似的标题瞬间占据了全国各大媒体，尤其是《30天》上映城市报纸文化娱乐版的头条。
就连《人民x报》也在文化版块发表了一篇短评，肯定了《30天》在探索电影市场化道路上的积极意义，强调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，理应获得市场的丰厚回报”。
这股颂扬的声浪，如同战鼓，敲打在每一个关注此事的人心上。
北影厂联盟内部欢欣鼓舞，韩三坪看着报告，对着办公室里的王盛和张和平等人难得地开怀大笑：“好啊！一千零一万！这是个吉兆！开门红！我看谁还敢说我们这条路走不通！”
然而，盛赞之下，必然伴随着质疑与反扑。
就在首周票房破千万消息传出后的第二天，十二月十三日，以魔都几家具有影响力的报纸、都市报、晚报为首的南方媒体阵营，迅速组织起了一场舆论反击。
《沪上文化报》刊登了题为《‘奇迹’票房下的冷思考：地方保护与舆论造势能撑起真正市场吗？》的评论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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