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谁做谁做！
人我也不赎了，爱谁赎谁赎！
孔夫子认为，从他国赎回鲁人，原本是一件既可以得到称赞，又可以得到官府奖赏的、名利双收的好事情。
但在子贡闹出这么一出之后，名利双收，就变成了名利只能挑其中一个。
——要么顶着大家‘自私自利的小人’的唾骂灰溜溜拿赏钱；
要么打肿脸充胖子，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夸赞中迷失自我，平白损失好大一笔钱。
后来的一切，也果然不出孔夫子预料。
在那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愿意从他国赎回鲁人，并前往官府领取赏赐，又或是拒绝接受赏赐了。
这，便是华夏文明史上，第一个有明确记载，且寓意‘有功必须赏’的故事。
而过去几百年，华夏统治者们也始终在贯彻着这一先进逻辑，甚至在此基础上，衍生出了‘功高盖主，封无可封’这种在草原游牧之民看来，令人根本无法理解的事。
——功高盖主？
咋，他是撑犁天神啊？
若不然，咋还能把撑犁之子给‘盖’住？
——封无可封？
不是，为啥要封啊？
他又不姓挛鞮！
封是情分，不封才是本分！
但在中原，统治者想的却是：这么大功劳，不封赏肯定不行，否则底下的人会丧失积极性；
可这功也太大了，把朕赔进去也赏不起啊……
于是，功高盖主，封无可封，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。
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二者似乎各有利弊。
——游牧民族不用头疼‘功高盖主’，农耕文明则不用担心‘有功而不得赏’，从而积极性下降，更或是直接丧失动力。
但事实上，二者孰优孰劣却一目了然。
华夏上下五千年，能因为‘功高盖主’而留名史册的，无不是数百年难出一个的人物！
反观那些因为没有得到恰当的赏赐，而丧失了理想信念，丧失了积极性的人，史书很少会以‘某人’这样的数量词描述；
而是会以‘某某皇帝年间’这样的时间范围，来涵盖整个时代的绝大部分人。
换而言之：有功而不得赏，是国家层面的问题，所造成的影响会波及到一整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。
哪怕只有小部分，乃至极少数人，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，也依旧会让大多数人丧失动力。
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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