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问吗？不也脱胎于孔圣人吗？可公羊学要大复仇，要大一统，到了宋朝的时候，那些读书人，只想安心的在一隅之地苟安，只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到了元朝的时候，这所谓九世之仇，犹可报也的思想，更是不合时宜，因为他们要做蒙古人的顺民，要与蒙古人合作，蒙古人屠戮天下，不知杀了多少人的父母妻儿，他们敢提复仇二字吗？”
“所谓的理学，不过是想苟安而已，在国仇面前，他们选择苟安，因而才讲究自省，时刻的反省自己，要做谦谦君子。在家恨面前，他们也选择苟安，只有与之合作，获得他们的超然的地位，他们在宋时，可以纳岁币，去苟安一时。到了蒙古人来时，他们亦可以选择与蒙古人合作，一起去压榨百姓。”
“而今到了我大明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所谓存天理、灭人欲，何其可笑，他们自己永远都欲求不满，有了百亩土地，就想着再兼并一千亩，做了进士，便想着成为翰林，甚至希图入阁拜相，却要百姓们顺从，若是不顺从，百姓们也有欲望，便斥他们为刁民，因而，提倡教化，却是要割掉所谓刁民们的欲望。”
“汉唐之儒，从未对女子有过太多的禁锢，究其原因，在于那时士人追求的乃是建功立业，他们需赶赴万里之外的大漠，去西域，去岭南，家中必须交给女主人们来打理，可到了现在，成了什么样子了？一群窝囊废，遇有国仇家恨时，不敢提倡复仇，成日研习经义，每日只埋头做文章，以文辞为贵，却又生恐女子们抛头露面，遭遇了契丹、金人、蒙古人这样的强盗，怕家中女子们被人虏了去侮辱，于是便倡导什么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要缠出金莲足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顿了顿，显得意犹未尽，于是继续道：“他们对土地有欲望，却不去大漠、西洋、西域兼并别人的土地，于是乎，便窝在乡里之中，欺负乡里族亲，遇有灾荒，便落井下石，兼并邻人的土地，还沾沾自喜的自称自己是什么耕读传家，什么积善有德之家云云。”
“此等在外便如断嵴之犬之辈，宛如泥虫一般的人，关起门来，却是耀武扬威，稍有对他们不如意之处，朝廷予以少一些优厚的礼遇，他们便要指天骂地，引经据典，摆出一副极有风骨的样子，指手画脚。”
这时，张安世语气加重，大喝一声：“人之无耻，竟至于斯。”
看着张安世脸上的愤然之色，杨溥沉默，他脸微微烫红。
杨溥能深刻地感受到，张安世情绪的波动和起伏，竟是一时无言以对。
张安世却又道：“不过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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