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过了县城往西再走四十分钟，路边水沟上结着一层白霜，太阳照到的那一段化了，背阴的还白着。
韩东升在车上把调取通知书又看了一遍。
“到了先别提辛立本。”他说，“先问那张条子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小张问。
“提人和提东西，人家心里是两码事。”
县局出的人在镇口等着，姓聂，叫聂春亮，刑侦大队的，三十七八，手里捏着两张纸和一个笔录本。
“武家那个门面八点开。”他把纸递过去，“昨天你们那两个人在辛家岭问了一上午。”
三个人往街尾走，聂春亮走在最外头。
“一张二百八的条子，市局为这跑这么远？”
“怎么？”韩东升说。
聂春亮说，“我们县去年出去打工的十一万人。协查函一年几百份，找人的占一半。找回来的，一只手数得过来。”
他把笔录本换到另一只手。
“不是不找。是找不过来啊。”
韩东升把通知书折好收进内袋。
“手续走到底。这张纸将来要上庭，怎么来的，得有一行一行的记。”
门脸在街尾，玻璃门，里头一张柜台，柜台面上压着一大块玻璃。玻璃底下压着一沓东西：营运证的复印件、几张名片、两张收车的收据，还有六七张手写的条子。
武明奎五十出头，跑车的，一辆旧面包，这一片红白事都是叫他。这会儿他坐在柜台后头剥橘子，看见三个生人跟着聂春亮进来，把橘子搁下了。
“老板，我们来是想要辛立本那张条子。”韩东升说。
“昨天不是有人问过了。”
“今天来取。”
武明奎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。
“没了。”
屋里的人都站着。
“昨天夜里有人来还了。”武明奎说，“钱收了，条子给人家拿走了。”
“几点。”
“九点多。我正要关门的时候。”
聂春亮把笔录本摊在柜台上。
“来的是谁。”
“不认得。说是替辛立本还的。”
“还了多少。”
“三百。”
“条子上不是二百八吗？”
“他说不用找了。”
韩东升把外套的扣子解开，在柜台前头站着没动。
“两年您没催过。”小张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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