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先生，人找到了。”
刀疤脸蹲在防空洞门口，脸色还有些发黄，但精神比前两天好了不少。磺胺的药效在慢慢起作用。
“说。”
“那个清洁工叫赵德水，街坊都叫他老赵。四十三岁。沦陷前是国立中央大学的校工，管锅炉房的。南京沦陷后学校停了，他被汪伪的后勤处征去做杂役，前年分到了电讯管理总局。”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“没了。老婆在1937年冬天被日本兵……”刀疤脸停了一下，“他自己一个人住在城南的一间棚户里。每天收工后去三岔巷的一家小酒馆喝闷酒。”
余则成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。
一个被战争碾碎了生活的普通人。失去了妻子，失去了工作，沦为侵略者的清洁工，每天靠几杯劣酒麻醉自己。
这种人身上通常有两样东西。怨恨和脆弱。
“酒馆在哪儿？”
“三岔巷往东拐第二个胡同口。门口挂着一个葫芦招牌。掌柜的姓孙，自酿的高粱酒，两毛钱一碗。”
“你怎么打听到的？”
刀疤脸嘿嘿笑了一声：“拉垃圾车的那个瘸子是我以前跑码头时认识的。他每天从电讯管理总局拉垃圾去城外的焚化坑。老赵跟他关系不错，经常搭他的车回家。”
余则成站起来。
“你今天在这里休息。我去一趟酒馆。”
“先生，我也能去……”
“你的脸在城南太熟了。”余则成打断了他，“你的价值是情报网，不是跑腿。留着精神，后面有更重要的活儿。”
刀疤脸咧了咧嘴，没再争。
当天傍晚。三岔巷。
余则成换了一身打扮。他穿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，裤腿上沾着石灰和泥点子。头发用水抹得贴在头皮上，脸上故意抹了一层灰。他看起来像一个四处找活儿的散工。
酒馆很小。一间门脸，三张方桌，一个用木板搭的柜台。掌柜的孙老板在柜台后面打瞌睡。角落里坐着一个人。
深蓝色工装。肩膀前塌。一碗酒放在面前，只喝了一半。
老赵。
余则成走到柜台前，掏出两毛钱拍在台面上。
“来碗酒。”
孙老板睁开眼，给他倒了一碗。
余则成端着酒碗，在老赵对面的桌子坐了下来。两人之间隔着一张空桌。
他没有主动搭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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