韦红霞在床上躺了三天。
赵大彪把铺盖搬到了她家的堂屋里，白天干活，晚上守着韦红霞，一步都不肯离开。
他去镇上买了药，红花油、碘伏、纱布，还有周医生开的消炎药。笨手笨脚地给韦红霞擦药，动作很轻，轻得像在擦一件瓷器。
“疼吗？”他问。
韦红霞摇了摇头。她不觉得疼了，不是伤好了，是疼麻木了。
脸上的肿消了一些，但青紫色的淤血散了开来，半边脸都是黄的、紫的、绿的，像一幅被人泼了墨的画。
嘴角的裂口结了痂，吃饭的时候会崩开，血混着饭咽下去，她也吃不出味道。
赵大彪每天熬粥、炖汤、煎药，端到床边，一勺一勺地喂她。她不说话，他就也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做着这些事。
有时候她会忽然哭出来，没有声音，眼泪就那么往下淌，淌到枕头上，湿了一大片。
赵大彪不问她为什么哭，只是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，轻轻地按一下，然后继续做他的事。
第三天，韦红霞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她走到堂屋里，看见赵大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地面，断腿的椅子被换成了新椅子，墙上的血迹被擦掉了，刘平奎的遗像被重新装了一个相框，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。
香炉换了一个新的，白色的瓷的，里面插着三根新点的香，青烟袅袅地上升。
她站在遗像前，呆呆地看着。
“红霞姐，你坐下歇会儿。”赵大彪端着一碗银耳汤从厨房出来，放在桌上。
韦红霞没有坐，她转过身，看着赵大彪。赵大彪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，低下头，搓了搓手。
“大彪，”韦红霞的声音沙哑，像破了的风箱，“你去过周春梅家了吗？”
赵大彪愣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：“去过了。锁着门，人走了。”
“她家的鸡呢？还有狗呢？”
“鸡我带回来了，养在咱家院子里。狗——他们家没有狗。”
韦红霞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拿起桌上的钥匙，走出了门。
赵大彪跟在后面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到了周春梅家。
院门锁着，是一把新锁，崭崭新的铁锁，在阳光下反着光。
韦红霞站在门口，透过门缝往里看——院子里的衣服收光了，晾衣绳空荡荡的，随风晃来晃去。
墙角那架丝瓜藤还绿着，但没有人浇水，叶子已经打了卷，蔫蔫地垂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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