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九年三月中旬。
距离政务院正式成立,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。
这两个月里,旧的衙门被裁撤,新的部门在组建,官员的调动和任命,几乎每天都在发生。
而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份文件。
《大唐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》。
这份由政务院总理大臣,豫王李越,亲手草拟,再由房玄龄,长孙无忌等政务院核心成员呕心沥血补充完善的纲领性文件,一经《大唐日报》刊登,便在整个官场乃至民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。
这是一种大唐人民从未见过的施政方式。
它不再是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的零散政令,而是对未来五年,整个国家的发展,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规划。
起初,当京城里有见识的读书人,从报纸上看到这份计划纲要的时候,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,是觉得天方夜谭。
“五年之内,于全国各县,皆设官学,使寒门子弟,亦有向学之路?”
“五年之内,于全国各道,兴建医馆百所,培养医者三千人?”
“五年之内,使大唐粮食总产量,增三成?”
这听起来就喝了不少。
尤其是粮食增产三成,在那些懂些农事的官员和地主看来,更是痴人说梦。
自古以来,粮食产量,靠天吃饭,何曾听说过能靠人力在短短五年内,提升如此之多?
然而,随着《大唐日报》在接下来几天里,连续刊登对“五年计划”的详细解读,这种质疑的声音,开始迅速消退。
因为报纸上,明明白白地画出了那些新式农具的图样。
曲辕犁,龙骨水车,播种耧车。
每一样,都配上了详细的尺寸和使用说明。
这些农具并非凭空创造,而是对原有农具的系统性改良和总结。
曲辕犁的出现,让耕地变得更加省力高效,尤其适合南方的水田和北方的山地。
而龙骨水车和耧车,则分别解决了灌溉和播种的效率问题。
这三者的结合,本身就是一次农业生产工具的革命。
紧接着,报纸又刊登了由司农寺和科学院农业研究所联合署名的文章。
《论科学种植与土法肥料之效用》。
文章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,讲述了如何进行农田的深耕,轮作,以及如何利用人畜粪便,草木灰,河泥,来堆积发酵,制作成高效的农家肥。
当那些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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