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。宗教裁判所加强了对“分裂言论”的监控。
但对杜阿尔特来说,这次行动证明了重要的一点:葡萄牙民众的不满已经接近表面化,只需要合适的机会和领导者,就能转化为政治力量。
同一年,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建造者岛的信,由马特乌斯·阿尔维斯签署。这封信通过曲折的安全路线,历时八个月才到达。
“我们在建造者岛实验的社区模式已经稳定,”马特乌斯写道,“基于共识的决策、资源共享、多元教育、可持续生活。这不是乌托邦——我们有真实的困难和妥协——但它证明了人类可以以不同方式组织社会。
如果葡萄牙重生,这些经验可能有用:如何在小规模实践中培养公民素质,如何在资源有限时确保公平,如何在多元中保持团结。
我们愿意分享详细记录。但请记住:这些不是蓝图,是启发。每个社会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。”
杜阿尔特被建造者岛的实验深深吸引。他请求更多信息,特别是关于教育系统和资源管理。他开始思考:也许葡萄牙的未来不仅需要政治改革,还需要社会创新——在小规模社区中测试新理念,然后逐步推广。
1627年,杜阿尔特的父亲——老布拉干萨公爵去世。杜阿尔特正式继承爵位,成为葡萄牙最富有、最有影响力的贵族。这个身份给了他更多资源,但也把他放在了更显眼的位置。西班牙宫廷对他的监视加强了。
他不得不更加谨慎。公开场合,他表现得像一个忠诚的西班牙臣民,只是偶尔为葡萄牙的利益温和发声。私下里,他加快了准备工作。
到1628年,杜阿尔特的核心团队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,代号“激流”——象征变革时机的不可阻挡。计划不是军事政变,而是政治机会主义:等待西班牙陷入严重危机(如战争失败、财政崩溃、内部叛乱),然后迅速行动,宣布葡萄牙独立,同时推出一套改革方案,争取国内支持和国际承认。
“我们需要三个条件同时满足,”杜阿尔特对米格尔说,“第一,西班牙足够虚弱,无法有效镇压;第二,葡萄牙足够团结,支持独立;第三,国际环境有利,至少不反对。”
“还需要第四点,”米格尔补充,“一个能够凝聚所有人的象征性事件——某种公然侵犯葡萄牙尊严的行为,让最犹豫的人也感到必须行动。”
他们不知道,这个象征性事件将在几年后到来,以他们未预料的方式。
二、网络的十字路口
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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