署了一项命令:要求宗教裁判所“遵循正当程序”,并允许王室观察员出席审判。
这远远不够,但至少设置了障碍。逮捕规模缩小,一些最知名的目标——包括卡蒙斯——提前离开葡萄牙。
“小胜利,”贡萨洛对家人说,“但代价是:我们被明确标记了。宗教裁判所知道是我起草了框架,是我警告了目标。”
“危险吗?”贝亚特里斯问,努力保持声音平稳。
“增加了一些,”贡萨洛诚实回答,“但我们在宫廷还有朋友,国王还信任我们。只要谨慎。”
谨慎成为家庭日常。信件加密,访客筛选,谈话注意场合。贝亚特里斯的社交仅限于少数可信家庭的孩子,她的教育完全在家中——不是因为她不能去学校,而是因为学校灌输的内容与家庭价值观冲突。
“我觉得像生活在笼子里,”一天,她对母亲坦白,“虽然笼子是金色的,有书籍,有知识,但还是笼子。”
“我知道,”伊内斯拥抱女儿,“但有时候,笼子保护我们不被外面的野兽伤害。等你翅膀更硬,可能找到飞出去的方式。”
“像莱拉姑姑那样?”
“像莱拉姑姑那样。”
贝亚特里斯开始秘密计划:学习意大利语,阅读莱拉寄来的医学书籍,了解欧洲其他国家的教育机会。她不告诉父母,不是不信任,而是想等计划成熟——给他们惊喜,也证明自己的能力。
与此同时,葡萄牙帝国的衰落迹象更加明显。来自印度的报告显示,维持殖民地的成本已超过收益;巴西的殖民进展缓慢且血腥;北非据点接连丢失。国库空虚,但精英阶层拒绝增税改革。
贡萨洛被卷入财政改革辩论。他提出逐步减少军事开支,增加教育投资,改革税制让富人承担更多。提案遭到强烈反对。
“你是在削弱葡萄牙的力量!”一位老贵族在委员会上咆哮。
“不,”贡萨洛冷静回应,“我是在重新定义力量。真正的力量不在有多少战舰,在有多少学校;不在能征服多少土地,在能让多少人民繁荣。”
“理想主义!”
“实用主义,”贡萨洛坚持,“因为当前道路不可持续。数字显示:殖民地收入在下降,开支在上升。要么改革,要么破产。”
辩论没有结果。但贡萨洛的立场进一步孤立了他。只有少数年轻官员和务实商人支持他,大多数既得利益者反对。
回家的马车里,伊内斯握住他的手:“你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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