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完全不懂的学生那样胡乱填写或干脆放弃。他拿起笔，先将能看懂的、似乎有把握的题目仔细做了一遍。对于完全不懂的，他也没有留白，而是尝试着根据题目描述，用自己理解的、最朴素的方式去“翻译”和推导，虽然得出的结果很可能牛头不对马嘴，但至少表明他在思考，在尝试理解这些“新学问”。他在草稿纸上画着简陋的图形，写着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推演步骤。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线香燃到一半时，聂虎停下了笔。他能做的，已经尽力了。剩下的，是未知的领域。他看着试卷上那些空白和可能错误的解答，心中并无太大波澜。他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，这并非耻辱，只是起点。孙爷爷教导他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重要的是，知道了“不知”，然后去“求知”。
他抬头，看了看讲台上仿佛沉浸在报纸中的王先生，又看了看周围。陈子明已经做完了，正百无聊赖地转着钢笔，偶尔瞥一眼聂虎的试卷，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。赵长青还在埋头验算，神情严肃。李石头则已放弃，趴在桌上，对着试卷发呆，脸上写满了绝望。
交卷的钟声敲响。王先生放下报纸，走到讲台前，用指节敲了敲桌面：“时间到。从后往前，传递试卷。”
试卷被收了上去。王先生没有像周先生那样当堂点评，只是将厚厚一摞试卷随意地摞在讲桌上，扶了扶滑到鼻尖的眼镜，用他那带着浓重口音的官话，开始讲解第一道算术题。他的讲解枯燥、快速，充满各种术语，许多学生听得云里雾里，更增添了几分沮丧。
聂虎努力听着，试图跟上王先生的思路。虽然许多概念对他而言如同天书，但他强迫自己集中精神，将听不懂的名词和公式，尽可能记在笔记本上。他知道，这就是他需要攻克的“新学”堡垒。唯有攻克，才能在这个“新学”为主流的学堂里站稳脚跟，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。
上午最后一节是博物课。教室又换到了另一间，更靠近实验室，空气里似乎飘散着一丝淡淡的、福尔马林和化学药剂混合的古怪气味。授课的是一位姓孙的先生，年约四十，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说话慢条斯理，带着一种学究式的考究。他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睛，看人时总带着一种审视和挑剔。
孙先生没有立刻考试，而是先花了一刻钟时间，阐述了“博物”之重要性，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讲到林奈的分类学，从显微镜下的细胞讲到宇宙星辰，引经据典，中外并举，听得学生们一愣一愣的，既有新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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