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物馆法》，博物馆理事会无权处置馆藏文物，无论是出售还是归还。任何此类行为都需要议会通过专门的法案。这是一个极高的法律和政治门槛。此外，关于‘非法性’的认定，需要考虑历史语境和当时有效的法律。将今天的标准强加于过去，在法律上是危险的先例。”
这便是“不列颠之墙”最坚硬的部分：国内立法壁垒。他们用自己设定的法律程序，筑起一道几乎无法从外部攻破的高墙。
华夏方代表沉着应对：“我们理解贵国的法律程序。但这并不意味着道义和事实可以因此被无视。国际社会对于归还战争掠夺文物的呼声日益高涨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相关机构也多次通过决议，鼓励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。英国作为重要国家，理应在尊重文化权利、纠正历史不公方面做出表率。”
他话锋一转，提出了与对法谈判类似的“一揽子”方案，包括承认所有权、分期归还、数字孪生共享、联合研究等。但显然，在对方连“非法性”都不愿承认、且法律障碍高耸的情况下，这些提议如同撞上冰山。
“副外长先生，”馆长微微摇头，语气遗憾但坚决，“博物馆的使命是守护与展示，而非分割与遣返。这些文物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照顾，也服务于最广泛的受众。它们的故事，已经成为世界文明叙事的一部分。强行改变现状，可能损害文物本身，也会破坏这种来之不易的全球性文化体验。我们更倾向于深化研究合作、人员交流以及展览互换。”
谈判陷入僵局。英方的立场比预想的还要顽固。他们似乎坚信，凭借其历史地位、法律屏障和“普世价值”话语，足以抵挡任何归还压力。
会议间隙，华夏方代表团成员在休息室低声交流。“他们根本不想谈实质问题，”一位法律专家眉头紧锁，“他们在用程序和‘崇高使命’拖延、回避。”
“意料之中，”副外长神色平静，“大英博物馆是殖民时代最辉煌的‘战利品陈列馆’，让它归还核心藏品，无异于让其否定自身历史的一部分。这场斗争，注定是最艰苦的。”
与此同时，在另一条线上，“文明复兴研究院”与国内顶尖材料科学、信息技术团队合作，针对大英博物馆的“文物基因图谱”工程正在加速。目标不仅仅是提供来源证据，更要构建一套足以让国际学术界无法忽视的、关于这些文物“华夏基因”的完整科学叙事。同时，舆论战线也开始行动，通过国际媒体、学术期刊和社交网络，系统性地披露相关文物的劫掠史实、其在华夏文化语境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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