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的法律知识普及运动,如同涓涓细流,开始缓慢地、阻力重重地向帝国庞大而凝滞的社会肌体渗透。它的效果是微弱的,它的覆盖是有限的,它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。在广袤的乡村,绝大多数农民依然遵循着千百年来的习惯和宗法,对遥远庙堂颁布的“新律”茫然无知或漠不关心。在官场,许多胥吏和低级官员,对需要“普法”、“说理”感到厌烦和不适应,阳奉阴违者不在少数。
但变化毕竟开始了。在神都的茶馆酒肆,开始有人谈论“新律说的‘市券’是何物”;在州县衙门附近,开始有胆大的百姓,拿着按了新指印的契约,试探着询问官吏;在少数试行宣讲的乡里,开始有老人疑惑地讨论“难道女儿真的也能分一点田产?”;甚至,像宋璟那样的“代书人”,也开始接到一些关于新式契约纠纷的咨询……
“普法天下行”,这不仅仅是将法律条文传播出去,更是一场试图改变千百年来“法藏于官”、“威不可测”传统的隐秘革命。它播撒的,不仅是具体的法律知识,更是一颗名为“规则意识”和“权利萌芽”的种子。这颗种子落在坚硬而贫瘠的土壤里,绝大多数可能无法发芽,但只要有极少数的几颗,能在石缝中扎根,或许,就能在未来,为这个古老的帝国,带来一丝不一样的、微弱却坚韧的生机。
李瑾站在文学馆的阁楼上,望着远处市集上隐约可见的“新律告示墙”前聚集的人群,心中没有多少喜悦,只有沉甸甸的责任和清醒的认知。他知道,这仅仅是一小步,前方是更为漫长、更为艰难的“法治代人治”的征程,而真正的阻力,或许才刚刚开始显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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