韵律;“润文”者,由文学素养高的官员或文士担任,负责对译文进行文字润色,使其流畅优美;“证梵”者,由精通梵文文法者担任,审查译文的准确性;“校勘”者,最后通读全篇,核对文字、标点。
一套流程下来,往往需要反复讨论、修改,有时为了一字一词的译法,争论竟日。然而,正是这种严谨甚至繁琐的集体协作,保证了翻译的质量,产生了如《大般若经》、《大宝积经》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汉译佛典。如今,随着更多天竺、西域僧人的到来,以及从“万国博览会”和各国朝贡中获得的更多、更完整的原典,译场的规模和效率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。堆积如山的贝叶经、桦树皮写卷、羊皮卷,正在被有条不紊地转化为整齐的汉文楷书。
而在“诸国文翰译场”,气氛则更为多样,甚至有些“嘈杂”。这里按照所译典籍的来源和内容,分设不同“曹署”。
“天竺历算曹”内,几名来自天竺那烂陀寺的僧侣学者,正与几位大唐司天台(天文机构)的官员、以及“格物院”遴选的算学博士,围着一张巨大的算表和图稿,激烈地讨论着。天竺学者带来的是以“悉檀多”体系为代表的天文历算著作,其中包含了精密的三角函数表、行星运动模型、以及独特的“零”的概念和十进制位值制记数法(即后来所称的阿拉伯数字,实起源于印度)。大唐的学者们最初对这些奇特的符号和复杂的计算模型感到困惑,但很快被其严密性和在某些计算上的优越性所吸引。双方通过译语人(兼通梵文、汉文,且懂算学),辅以大量的图示和实物演示,艰难而充满热忱地进行着交流、验证和翻译。一名年轻的“格物院”算学博士,正满脸兴奋地在草稿纸上用天竺数字列式计算,旁边摆着算筹,进行对比验证。
“大食医方曹”里,气氛则带着浓烈的药草气味。几位大食(阿拉伯)医师,在通晓波斯语、阿拉伯语的译语人协助下,与太医署的医官、“百草回春堂”的药师们一起工作。大食医师带来了深受古希腊医学(尤其是盖伦学说)和波斯、印度医学影响的医学典籍,如《医典》的早期雏形或相关著作,里面充满了关于人体“四体液”平衡的理论、复杂的放血疗法、以及大量来自波斯、西亚、甚至地中海地区的草药知识。太医署的医官们则抱着审慎而开放的态度,结合自身以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为根基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,对比、辨析、记录。双方就同一个病症(如发热、头痛)的不同解释和疗法,常常争论不休,但争论的结果,往往是被详细记录在案,留待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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