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堂之上,立刻分为两派。一派以郝处俊等为代表,主张谨慎,以政治分化、经济手段为主,实质是鉴于朝廷内部困境(财政、兵源、朝争),不欲也无力进行大规模远征。另一派则以刘祎之等革新派和部分武将出身的大臣为主,主张必须立刻发兵救援,不惜代价保住安西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双方引经据典,争吵不休,但都下意识地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:兵从何来?粮从何来?谁为统帅?
武则天冷眼看着朝臣争吵,心中却是越来越沉。她何尝不想立刻派出一支大军,横扫西域,重振大唐天威?但现实是,朝廷无兵、无钱、无粮,朝堂上还在为太子、为新政扯皮。她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不语的太子李弘。
李弘面色苍白,咳嗽了几声,在侍从的搀扶下起身,声音虚弱但清晰:“母后,诸位大臣。安西乃国家藩屏,绝不可失。然郝相公所言,亦有道理。朝廷困窘,儿臣亦知。是否可折中?一面严令杜怀宝坚守待援,联络西域诸国,分化敌军;一面速从陇右、河西抽调可战之兵,不必多,但需精,兼程赴援,以解龟兹、于阗之围。同时,朝廷尽力筹措粮饷,以为后援。至于大举征发内地兵马……恐非其时。”
太子的意见,倾向于保守救援,有限介入。这符合他一贯的“爱惜民力”、“不欲妄动刀兵”的仁政理念,也反映了朝廷现实的困境。但听在武则天和主战派耳中,却未免有些缓不济急,甚至有畏战之嫌。
朝议纷纷,难以决断。最终,武则天强压怒火,下令:一方面,以皇帝和自己名义,下旨严饬杜怀宝,务必坚守龟兹、于阗,等待援军,并许其“便宜行事”,可联络诸国,分化敌军;另一方面,责令兵部、户部,即刻会同陇右、河西、朔方节度使,商议抽调兵马、筹措粮饷援救安西之策,三日内必须拿出方略。同时,加派使者,携重金前往回纥、黠戛斯等部,意图从侧翼牵制吐蕃、葛逻禄。
然而,谁都明白,这不过是应急的权宜之计。真正的问题——无兵、无钱、朝堂分裂、决策低效——一个都没解决。安西的烽火,如同一声凄厉的警报,不仅照亮了西域的危局,更将帝国深重的内疾,赤裸裸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。
消息传到“卧病”在家的李瑾耳中时,他正在书房与杜先生推演河南道行动的细节。闻听安西急报,疏勒失陷,李瑾执棋的手停在半空,久久未落。
“葛逻禄……大食……” 他低声重复着这两个名字,眼中闪过深深的忧虑。作为穿越者,他比这个时代的人更清楚这两个势力在历史上的“分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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