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建国基金”如同一颗被精心播下的种子,在充足的资金、专业团队的浇灌,以及张艳红全情投入的呵护下,迅速破土、抽枝,开始勾勒出清晰的轮廓。注册、章程制定、核心团队搭建(包括一位有多年国际NGO管理经验的秘书长、一位资深财务、两位项目官员)等前期工作在韩丽梅调派的集团法务和战略部门支持下高效完成。然而,当最初的激情与事务性工作告一段落,真正核心的问题摆在面前时,张艳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沉重:这笔以养父之名、承载着姐妹俩复杂情感与个人记忆的钱,究竟该如何花,才能真正、有效地“帮助那些曾经的自己”?如何避免沦为又一个撒胡椒面式的、形式大于意义的慈善项目?
基金会的第一次战略研讨会,没有选在明亮的会议室,而是在“丰隆”大厦附近一家安静的咖啡馆包厢里举行。与会者除了张艳红和基金会秘书长苏晴(一位四十出头、干练而温和的女性),还有两位特邀顾问——一位是长期研究教育公平与社会性别问题的大学教授李岚,另一位是在西部某省深耕乡村教育多年的公益人赵明。窗外是初夏午后明媚的阳光,咖啡馆里弥漫着咖啡香和轻柔的音乐,但讨论的气氛却异常严肃、务实,甚至带着几分沉重。
“张总,苏秘,首先我必须说,聚焦贫困女童教育,这个方向非常精准,也极具社会价值。” 李岚教授推了推眼镜,语气严谨,“但‘贫困’和‘女童’这两个词背后,是极其复杂、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。单纯的、无条件的金钱给予,很多时候不仅无法解决问题,甚至可能带来新的问题,比如滋生依赖、引发家庭内部矛盾、或者让受助者产生心理负担。”
赵明点了点头,他皮肤黝黑,脸上带着常年奔波留下的风霜痕迹,声音有些沙哑,但很有力:“李教授说得对。我在下面跑了十几年,见过太多例子。有的家庭拿到助学金,转头就给儿子交了补习费,或者买了新手机;有的女孩因为得到资助在学校被孤立,说她是‘靠别人施舍’;还有的,钱是到了,但家里觉得女孩子迟早嫁人,读完初中就不让上了,资助也就中断了,钱等于白花,还打击了孩子的信心。”
张艳红认真地听着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温热的咖啡杯壁。这些话像冷水,浇灭了她最初的某些浪漫想象,却也让她更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复杂性。她想起自己当年,如果突然有一笔助学金从天而降,在那个重男轻女、家里极度缺钱的环境下,那笔钱能真正用到她读书上吗?会不会被父母以“家里更需要”的名义挪作他用?她会不会因为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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